民国时期各种阶级生活条件如何?

民国时期各种阶级生活条件如何?

看看经历过的老人怎么说

 

日本刚投降时，万民欢腾，日军家属侨民狼狈返日，他们变卖家产，物价狂跌，百姓充满希望。但是很快，国民党法币与关金(国民党在东北发行的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后来上涨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一两小时粮价变一次，晚上比早上不知翻多少倍。房租也只好以值多少袋面粉计算，因为钱币转眼变成废纸。老板雇工有时也用袋装面粉发工资。

 

前不久播出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其中用金圆券代替法币的事，那是1948年了，我记忆犹新。由国民政府限价，以某天为标准，一分不许涨。当时我已是高中学生，学校旁边有“老牛奶厂”门市部，家里给了我一点钱，我去喝点奶，虽然没涨价，但是越卖越掺水，奶也是越给越少，最后干脆永久打烊。

 

南沟沿往北就是北沟沿，现名赵登禹路，北沟沿与南沟沿(即今佟麟阁路，佟麟阁与赵登禹都是国军高级将领中的抗日烈士)交接处，被称为“小市”。随着物价飞涨，小市那边出现了一批穿着长衫，手里叮叮当当地撞击着两枚银圆的小贩，嘴里念叨着：“买俩卖俩”，收购并兜售银圆，赚取差价与高价波动带来的利益。银圆多称“袁大头”，是袁世凯时代发行的金属货币，上有袁的浮雕半身像。还有一种银圆，浮雕是孙中山的全身像，被称作“站人儿”银圆，与“袁大头”相区别，后者行情一直高于前者。除了银圆贩子以外，在街边逡巡的就是些家有一点银圆的市民，多半是妇女和老人，也加入到此种生意中来。人越是穷，越要想尽一切办法给自己的财产保值，做着投机赚钱的白日梦。

 

百姓生活

 

那时失业人口极多，我们家住的西四小绒线胡同一带大多数人都没正经工作。有房的人家出租一两间，勉强维持生活。再有就是过往略有积蓄的人，靠卖上一辈的遗物维持生活。我不止一次听到这些邻居祈祷上苍，希望给自己以机会捡到一个装满大票子的皮夹。

 

那年月到处是垃圾堆，我在西四、西单、东单、北沟沿都见过大垃圾堆，苍蝇嗡嗡叫，恶臭扑鼻，小孩子在上面捡煤核，有时捡到残羹剩饭，就吃了。报上经常出现“由于误食垃圾鱼头一家人惨死”一类的消息。1946年年初我11岁，参加了国府第11战区政治部举行的中学生演讲比赛，我当时就说：“看看垃圾堆上拾煤核的小朋友们，国父(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哪里去了?”我的演讲稿得到了当时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任中共代表的叶剑英同志身边工作人员李新同志的指导。由于我的讲话的调门不符合主办者的要求，虽然我的演讲反响最热烈，连一个主持发奖仪式的军官都说“王蒙那个小孩讲话声如洪钟”，可是仍然只给了我第三名。

 

北平一解放，没过几天，解放军就用车拉走了所有市内的垃圾堆，真是说干就干，立竿见影，赢得了民心。

 

当时一般人是进不起饭馆的。人们买了食品，如烧饼油条等，都小心极了，生怕被饥民从手里夺走，他们啐了吐沫，你抢回来也不想再吃了。我记得我所接触的多数人家都没有床，最好的是用条凳搭板当床。当时臭虫横行，经常在夜里打开灯进行捉臭虫大战，旅馆墙上也到处是臭虫血迹。绝大多数人家也没有洗澡设施，最多是弄一盆温水擦拭一下。当然，社会上有澡堂子，一两个月才去洗一次，热水撩到身上，用手指一搓，下来的都是泥股截。

 

当时北京的大街是柏油路面，胡同里都是土路，俗话说“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我解放后在钟敬文教授家中看到过一幅字，上面有一句说的是在北京的生活感受：“日日好春风里过，教人梅雨忆家乡”，意为北京的风水劣过江南的梅雨。那时北京下水道问题严重，大雨后有些地方水可没膝。雨后到处是蜻蜓，入夜则是萤火虫到处飞舞。那时候萤火虫多除了生存条件与此后不同以外，主要是由于电力少，常常停电，供电时贫民也舍不得开灯，给了萤火虫光芒四射的机会。小汽车很少，公共交通靠有轨电车，车上挤得连门窗上都扒着人。这种场面我1999年去印度访问时又看到了。我们那时青少年普遍不买票，想买票也买不成。

 

当时卖一种大眼儿窝头，非常大，用刀切下来称斤卖。高级点儿的卖大油饼，一二尺长，切条卖。更高级的有豆面丸子炸豆腐泡，带汤，撒上芫荽末、五香粉、盐、酱油。早点除了豆浆，喝杏仁茶很普遍。

 

家里有了病人，像我家的水平，一是煮挂面，一是冲藕粉，上医院都是有相当层次的。我的一个亲戚，孩子发烧到39度多，没钱看，眼瞅着死了。当时医院多是教会的，医务人员穿着像修女。河北高中组织过透视，医生护士说话用外语，别人都通过了，让我复查，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记得那时当铺很多，我家不远就有“永存当”，我牙疼，父亲带我看牙，他让我等会儿，说进去取点儿钱，从当铺出来他的礼帽没了，我问“你帽子你帽子……”，他不回答。后来有一次，我指着这家当铺对母亲和其他朋友说：“我爸就在这儿领薪水。”母亲直掐我，我不知做错了什么。

 

民国街头，刺激人的还有乞丐的群相。我们居住的胡同里常有一个赤裸着上半身的女丐带着一个小女儿行乞，她的表现被认为是疯癫，有时小学生下学时看到她们，一些淘气的孩子就七嘴八舌地叫：“疯子，疯子!”这时女丐会惨叫一声吓得所有的路人疯跑。我不懂为什么那时候的孩子完全不懂得同情贫民与弱者。

 

有一种叫作“叫街”的乞丐，他们走的是骇人听闻的自我施暴苦肉强讨路线，见了他们估计有钱可给的乞讨对象，就用砖头砸破自己的脑袋，砸青自己的胸口，甚至用利刃划开自己的脸面，血流满面地跪下乞讨。令人不寒而栗。

 

 

 

还有一种乞丐，寒冬腊月，破衣烂衫，天色已晚，他睡到你家门口，吓得居民赶紧掏钱送食物，只求可怜人不要死在自家门前。

 

再有就是各种生理畸形或残疾的乞讨者，惨不忍睹。

 

这样的乞丐群相，我的感觉是历史通过他们在进行发动人民大革命的动员课，倾情发力，号召颠覆造反。一个国家，能够这样混下去吗?这里不发生，这时不发生一个天翻地覆的革命，难道能发生什么温柔美丽的沙龙派对吗?

 

现在重温那时的北平旧照片，萧疏、陈旧、破烂、贫穷、饥饿，摇摇欲坠，是彻骨的绝望感。当然也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例如城墙、牌坊、灰瓦顶子、平房、四合院，还有那时不拥挤，全北平只有200万人，而现在是2000多万人，等等。再说怀旧就是怀自己的少年时代啊，谁能毫无这种向后看的波动呢?王朔有言，如果你是在监狱里长大的，中老年以后，你也会对监狱有所怀念的。但当时的我们恨不得引爆旧世界，把旧北平彻底翻一个个儿，《国际歌》的词儿叫“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终于等到到处是高楼大厦了，又会怀恋旧日的某些特色或遗憾于某些旧日图景的失落。文化就是这样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时时在失去，时时在创造积累。当然，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愤然!同时文化与生命时时在发展，时时带来希望，也带来新的挑战与不安。您不可能有多么踏实，您甭想着有多么舒坦……

 

 

我最近整理解放记忆口述资料时查到一个南京解放前夕参加地下党工作的前国民党保密局上校组长的故事，不过他参加的不是中共地下党而是农工党（民主党派）的地下党组织挺有意思的，以飨诸君～

 

国民党撤到台湾后留在大陆的潜伏人员最后都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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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觉得国民党是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一个政权，这个政权烂到民国几乎所有阶级成了它的反对面，这个几乎让所有人恶心的国民党政权到底干了什么？那个时代下普通老百姓，工人、农民、小商人、学生们到底处在什么样的生活状况下呢？

 

 

一、国民党光复后的劫收

八年抗战结束后，经过漫长残酷的国内战争农村经济已经基本破产。抗战结束后盘踞在大西北、大西南的国民党军以胜利者姿态还都南京。但是作为胜利者第一时间不是抚境安民而是大肆以法币来兑换沦陷区日伪发行货币。

 

 

由于法币滥发已经大量贬值，1948年国民政府经济改革又搞出“金圆券”，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仅剩的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老百姓对国民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

抗战结束前，国民政府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所谓法币由于滥发已经基本形同废纸。在这种情况下，1945年9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制定法币与敌后沦陷区日伪货币比率为1：200！就是说光复回来的国民党军接收大员们可以用形同废纸的少量法币就可以掠夺沦陷区百姓的大量财产！

 

这种兑换率的规定对收复区人民无疑是一种公开的掠夺。刚刚庆祝光复的各大城市里顿时哭声、骂声响成一片。伪币兑换币值遭受强行压低的结果，使法币成为奇货可居，收复区人民竞相抢购法币，形成法币供不应求之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大量增加法币以应急。法币流通额因而迅速扩大，物价为之飞速上涨。另外，伪币与法币在4个月内可以按官定兑换率在市场上同时流通的规定，又使人们想方设法使手中握有的伪币尽快脱手以换取物资，这更加剧了物价上涨的速度。因此，这段时期内收复区发生了急剧的通货膨胀。接收大员们凭着本已不值钱的法币在收复区大发横财，被时人描述为“陪都来沪接收人员，均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之感”。光复后的国统区老百姓们则顿时倾家荡产。一亿数千万沦陷区的人民痛心疾首，时有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1946年7月国民党接收大体完成。仅近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贪婪疯狂的经济接收，造成光复后大批工厂、企业、商店在接收中倒闭、停工，老百姓难以生活，流亡学生连伙食吃不起，城市内老师、普通公务员没有工资难以购买粮食以致不得不购买美国救济粮。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统区经济快速破产人民难以买到粮食造成抢米风波不断

这种接收被国统区百姓视之为劫收，以国民党接收大员为代表的国民党官僚群体使国民党失尽了民心。

 

 

 

二、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百姓的残酷清剿

 

日伪军受到国民政府命令不得向共产党部队投降，战后很多伪军被国民党收编为各路“挺进纵队”、“地下军”、“先遣军”，甚至连日军都被阎锡山收编为“第十总队”，残留在山西的日军做输死挣扎，这些日伪军以“协同作战、维持治安”名义继续同八路军作战，战后日军对解放军还使用了“联二苯”毒气弹

抗战胜利后，为防止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接收日伪军武器得以壮大，国民党严令敌后所有日伪军不得向共产党投降，更窒息的操作是让日伪军继续保留武装以“协同维持治安”

 

与此同时，盘踞大西北、大西南的国民党军对共产党地区开始局部进攻扫荡，部分地区已经开始有组织的剿共活动。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军的“传统艺能”活动开始。

 

1946年12月-1947年1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共产党的陕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清剿。我查到了了陕西省丹凤县志中国民党暴行记录：

 

他们（指国民党）在丹凤实行“空室清野”、“移民并村”，制造无人区强迫老百姓迁移否则就以“通匪”论处，在丹凤县留仙坪、庾岭、峦庄、桃坪一带，国民党军强迫老百姓把粮食藏起来，把猪牛羊鸡全部赶走，把锅埋起来把门封起来，所有人全部赶走。天寒地冻，冰雪封山，国民党派重兵挨村挨户驱赶，抗拒者以“通匪罪”直接杀头，稍有迟缓就被鞭打索绑。离乡背井的移民，踏着过膝的积雪，仅带少量粮食、衣服、余物尽弃，沿路扶老携幼，希饥号寒。

 

 

三、国共黄河归故斗争

 

1946年1月-1947年6月国共双方围绕黄河归故问题展开一系列斗争

在抗日战争初期，河南人民曾经遭受过黄河巨大伤害，1938年6月9日国民党为了阻止日军南下以水代兵掘开花园口大堤淹死百姓无数。黄河改道后淹没豫皖苏三省44个县共84万公顷耕地，造成直接难民死亡89万余人，三省390万多老百姓沦为难民流离失所。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5月，中原、华北、山东地区和平，解放区和国统区都进入到抗战后生产恢复建设时期，好不容易有了和平时期，大后方百姓纷纷北上还乡恢复生产。

 

当时黄河故道除开封、济南等少数大城市在国统区外，大部分都是共产党控制的冀鲁豫、山东渤海解放区内，是连接晋冀鲁豫边区和山东解放区的“哑铃”，而且黄河改道后这里故道干涸，黄泛区已经被老百姓在河道上垦荒种地，安家盖房形成了1700多个村庄，居民40多万。原来的黄河大堤已经被挖了许多缺口开辟成南北大道。

 

黄河归故从工程计划上说也要实现先修好原黄河故道近2000余里故堤，疏散老百姓，如果不先修复河堤再堵口则黄河故道两岸就会又形成第二个黄泛区。

 

结果国民党的窒息操作在于：不顾黄河下流安危直接单方面堵口，拖延给解放区复堤的工程粮款物资。1946年8月下旬，国民党军大规模进攻晋冀鲁豫边区却遭遇一系列失败，蒋介石又寄希望于黄河归故，用黄河水淹没解放区加紧在花园口挖掘引河分流给黄河故道过水。（你们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吗？！

 

我查了下晋冀鲁豫边区资料：

 

1947年3月15日花园口重新合龙堵口，黄河水重回故道，仅在冀鲁豫边区濮阳、范县等10县临河地区，被淹村庄237个，淹没耕地27万亩，原在故道生活的老百姓无家可归只能流浪讨饭。

仅河南范县老百姓的悲惨下场就可见一斑：

 

范县观音堂、魏屯是三年前新建的村庄，各有村民20多户。黄河水来后，村子又变成了河道，土地被淹没，他们想搬家既无牲口也无车辆，生活更无着落。共产党的边区政府动员附近村子支援牲口车辆帮助他们搬迁，黄河南岸国民党军不断开枪开炮袭扰，闹得老百姓既不能做买卖，又不能拖船，麦子没法下种秋收更无希望。

黄河归故后，国民政府威望在豫皖苏三省数百万老百姓心中地位可想而知。

 

 

 

四、国民党政权连地主都反对

晋冀鲁豫边区副司令员滕代远在1947年7月作出的《关于晋冀鲁豫边区一年爱国自卫战争中的群众游击战争的报告》：

 

1946年7月到11月初，这一时期是情况最严重的时期，这是由抗战后和平转入游击战争的初期，敌人气焰非常高涨。大军之后，国民党还乡团、伪政权、恶霸地主、特务汉奸随军推进，从专署到村政权反动派都准备了一套法西斯反动机构。大规模的倒算、报复运动随即开始，血腥的镇压和掠夺普遍于沦陷区……

国民党在占领我解放区不久，就暴露出其残暴的本性。他们滥杀无辜，奸淫掳掠，抓丁征粮，无恶不作。不要说老百姓对国民党深恶痛绝，就连地主都逐渐转变了立场。

 

 

 

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杨珏在1947年1月《河南辉县游击战争的主要经验》：

 

河南安阳观台的一个地主，土改斗争中批斗他分浮财，农会给了他留了8亩地生活。按道理这样的人国民党来了肯定完全倒向国民党了，但国民党军一占领观台立刻给他摊派了20万元的税款，不让他活下去，结果这个地主当场气死。

 

河南汲县一个地主女儿被国民党兵强奸，地主说：“我是财主，和国军是一家人！”结果国民党兵说：“财主的女儿更漂亮！”还打了地主两个耳光，结果地主都往解放区跑。

在这样情况下河南辉县地主根本无法生活，他们甚至公开大声说：“宁叫八路军斗干，不叫中央军住一天！”

 

老解放区地主多年生活有经验，他们深知共产党是不容易被打败的，“有股翻腾劲儿”、“本以为他们（指八路）都走了，可是又来了”，他们认清这样一个事实：中央军不一定持久，八路军一定会来。地主也最怕流亡生活，他们说这是“官捉大头，民捉土鳖，到处受气”，地主宁肯在家种农会留给自用土地，也不愿意到异乡流亡。

 

在这样情况下地主也不得不选择与我们妥协：国民党军在沦陷区建立伪保甲组织，地主也暗中与我们接上关系，敌占区表面上是国民党的，实际上早已经被我们控制掌握。

 

在整理1948年济南解放口述资料中我发现国民党军不光刮老百姓，对自己人也同样毫不手软：

 

 

《济南战役文史资料》其中有国民党军士兵回忆，他们原来基本都是原国民党济南守军整2师的官兵。

 

他们都是在之前几次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过，解放军开路条发路费回家后却被国民党送到“第二绥靖区欢迎共区来归爱国军人招待所”，实际上就是原英美洋行物资仓库，四面通风无草无被冻得瑟瑟发抖。这些官兵不忿大骂：“做俘虏有吃有穿回来挨冻受饿”、“早晓得是这个样子，我管什么也不回来了！”

 

经过几天后这些士兵被重新打乱编入各部队充当炮灰，军官押送到徐州陆军总部，受训团、中央训练团（1946年后国防部主办军事训练班实为被俘校级人员集训班)。他们后来被关押到第二绥靖区看守所。

 

这些“坚贞爱国”的官兵们很多是前线败退济南的，他们一回来就被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派宪兵抓捕。黑屋子蹲禁闭，五六天不给饭吃。被关押的士兵们多受到“坐飞机”、“摔手榴弹”、老虎凳、灌凉水、跪铁链、夹棍、手指插针等，倒最后反而是解放军把他们从监狱里放出来，在这样的待遇前谁会为党国卖命？在这样的“解放”后这些士兵以后会怎样选择不言自明！

 

我来写一个

 

先交代背景：

 

我爷爷家那个时候有两个店，一个饭店，一个鞋店。38年，倭寇入侵，K军脚底抹油，一枪未放，两个店归了倭寇。倭寇来的时候，我爷爷把值钱的，什么大洋，皮子挖了个坑埋起来。倭寇刺刀插地，一点点找，最后全挖出来了。最后我家彻底赤贫。

 

我奶奶，家里银楼（老一辈没说清楚，要么就是钱柜），祖传善于打造银器。我奶奶从小裹小脚，因为不用下田。同样，38年后，银楼没保住，赤贫到底。

 

我太姥姥家（我姥姥的母亲，不知道称呼对不对）大地主，太姥姥出嫁带陪嫁丫鬟，长工啥的，在娘家睡觉，专人负责盖被子。38年后，倭寇占了老家，一顿折腾，还好，45年还有长工，算是架子不倒。结果，K记五子登科，太姥姥娘家几个月功夫就剩一间破房子，最后也是赤贫。其中，48还是49年，所有家里的男丁一根绳子全拖船上了。所以我妈小时候没有什么舅爷爷之类的亲戚。

 

我姥爷家，世代粮店，因为在当时的大城市青岛，一直有倭寇驻军折腾，过的不好，也还过的去，至少不像爷爷家饿死人。45年K军还乡占了青岛，本来家业保不住，不知道家里走了什么门路，算是保住了。后来坚持到公私合营，总算挺过了49年。最后定成城市小手工小工商业者。

 

我老家，几个临近县，一个是地雷战的实际发源地，一个是我国第一个纪念八年的纪念碑所在地。我老家所在县靠近青岛，所以是游击区。我爷爷他们那个时候，主要工作是给游击队武工队通风报信，并随时应付倭寇伪军。

 

另外一个临近县，则是潍县。当初K军还乡，潍县一地人头，传说的铁犁割人头发生地，还有活人浇热水扒皮，什么断手断脚，在潍县面前都是小儿科。

 

支持K记的麻烦身体力行，K记不分支持谁不支持谁的，拿不出钱，大地主也得按在地上观赏这一切。

 

潍县跑的快的跑来我们县，消息传来，真是全县大逃亡，拖儿带女，往临近县跑。

 

当时太奶奶还活着，我爷爷弄了头骡子，跟我奶奶一人抱一个孩子，赶紧跑。我奶奶小脚跑不了，爷爷只能带着太奶奶一个人跑到掖县。我奶奶只好半路抱着一个孩子躲进了野地里。K军走了，我爷爷带着太奶奶回来才团聚。

 

感谢K军，没再“光了个复”，我家里人，活着的都躲了过去。

 

后来，家里人成年的都上战场了。我爷爷带着支前推小车一路走到长江。我家的其他人有的大半夜撑着木筏子过了长江，有的上了西南高原，走的进了广西密林。

 

记得有个村里的年轻人，刚走出去村子没有几里，就战死了，还没有正式穿上军装。为什么？没有什么，蒋公公和K记教育深入人心啊。

 

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能不能活着看到明天的太阳都困难，先活着再说。我家乡胶东某地，地雷战就在临县，37年沦陷后，倭寇一枪没放，顺利占领。

 

生活在民国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可以是各种身份，前清贵族、军阀、革命党人、普通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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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说大米白面，粗粮能不能够吃都是问题，我奶奶说喝的是高粱米粥，地瓜粥，倭寇入侵最困难的时候，刚出生的婴儿喝地瓜叶汤。没什么蔬菜，地瓜叶子一煮，逼急了野菜、树皮、榆树叶子都得吃。地瓜晒成干，差不多算是主粮了。

 

因为吃不起饭，我家连续饿死五个婴儿，据说老家都有人家因为饥饿集体自杀。

 

奇怪的是，按照某些“人”结论，生活越来越差，结果，1949年前，我家出生9个，活下来4个，1949年后，我家出生4个，活下来4个，一定是1949后生活不如之前？？？？？

 

问题我老家房子用泥巴混着几块砖垒的，盖着茅草，用草纸做窗户。家里饿死的五个婴儿，埋下没多久就被野狗扒出来吃了，人饿，埋尸体没力气挖的太深。

 

 

土匪遍地，伪军倭寇随时要你命。我爷爷和他哥哥（大爷爷）去青岛打工，我大爷爷莫名其妙就被倭寇电车轧死了。我爷爷连夜跑回家，带人回来把尸体带回去，路上遇到伪军还要被收税。

 

 

真说起来，娱乐是不存在的，衣食住行都解决不了，活都过不下了，有什么娱乐？

 

有一个娱乐，就是大清早跑到黄岛对面，听海牛的声音。青岛足球队之所以叫海牛，就是这个意思。

 

总之，生活在阳光下，就不要羡慕黑夜的萤火虫，真不值得怀念。

 

 

 

 

纳了闷了，1949年后这不好，那不好，人口爆炸式增长，寿命大幅度提高，生活还变差了？某些人的逻辑～～～～～～不可理喻

 

 

 

 

留学圈里的，特别是英加澳新的广大水硕和本科生，东南亚留学生的出身阶层，是相对于大陆去的高一些。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东南亚基友，特别是华人基友，在他们当地基本是丰富即贵。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和出身平民为主的大陆普通阶层留学生，往往是两个世界的。

 

不过留学圈里，普遍豪的程度是，小学留学 ＞中小学留学 ＞ 本科留学＞硕士。

 

比如吴尊，

 

 

知名留学水国澳洲 RMIT的毕业生。

 

我怀疑他的大陆同学，会不会有人，在2000年出头的这个时间节点，在天涯发帖子。

 

震惊，我的同学是文莱土豪。

 

 

 

 

 

知乎以前的老梗，

 

谢邀，人在美国，刚下飞机。

 

我的xx同学，以前勾肩搭背，结果突然发现，

 

她/他 的某某长辈，是xx巨头/boss/市长。

 

 

 

这个老梗其实是真的。

很多人用解放前地主过得差来论证地主不该被打倒。

 

我想说，你们作为统治阶级，过这样的日子，还好意思？

 

满足自己过着穷日子，然后让全国百分之九十几的人过更穷的、猪狗不如的日子，

 

这算不算犯罪？

 

我只知道两种阶级的生活，中产阶级和平民阶级。大富大贵的我们那没有，而且我们那耕地破碎，也很难有大地主。

 

中产阶级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小地主，一种是家人在东南亚打工汇钱的。这部分人生活过得还算过得去，K党苛捐杂税多的一匹，但是凑合凑合也能过。

 

平民阶级有点惨，我们家算是小地主，是因为我们那村（据我爷爷讲只有十几户，同宗族）人除了我爷爷家一户死绝了，具体原因是K记抓壮丁、日本人抢粮和各种疾病。我爷爷家是因为我曾祖在泰国做工汇钱，家里也没男人被抓，只有我曾祖母和没枪高的我爷爷。至于壮丁的后果谁也不知道，反正台湾那边是没消息的。平时全村的地（十几亩）都是我爷爷家一家种的，也雇了些工帮忙，但不租给别人种。后来解放后划成中农，因为那些地都是绝户的荒地没有地契证明是我们家的，而且也没佃户。解放后被合并到了邻村。

 

这种问题，生活条件当然要看你所处的地位。

 

我太姥爷，乡绅，喜欢皮草，喜欢照相（银盐摄影），后来去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当了一名小军官。

 

可能没什么战果，据说后来郭松林倒戈，他也回家了。

 

年轻时留下的照片。大概摄于1932年到1935。

 

年轻时应该是没受过什么苦的，也没挨过饿。

 

我以往一直以为民国那几年虽然有军阀，战乱，但人民精神世界还是可以的，物质也不至于匮乏，知道我后来看了中国社科院的《中华民国史》。

 

 

 

 

这位是他媳妇，太姥姥

江苏，安徽等地同时期有吃树皮充饥的灾民。

 

当时实在是民不聊生。连饭都吃不上，饿殍遍地，还谈什么精神面貌？

 

蒋某实在是空谈误国。大烟，梅毒，溃逃，通胀，堪称民国四大特色。

 

若是光头还在，中国也许成为大号的墨西哥。

 

真是：

 

其一：

卖了耕牛卖种粮，几天未吃饿难当。看来一物还能卖，爬上墙头拆屋梁。

 

其二：

一斗麦子两升麸．埋在墙根用土铺。曾得大兵来送礼，免他索款又拉夫。

 

其三：

大恩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柳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

 

其四：

树皮剥尽洞西东，吃也无时饿越凶。百里长安行十日，赤身倒在路当中。

 

其五：

死聚生离怎两全，卖儿卖女岂徒然。武威人市便宜甚，十岁娃娃十块钱。

 

我家自洪武年封把总后(四川），几百年来都是地主阶级，我太爷说解放前地主过得苦，因为中国所有市场都被外国占了，一双丝袜都是外国生产的，所以国内粮食低贱，那个时候四川的军阀就专门买国内地主的粮食，所以经常血本无归，于是我们家就不卖了，把所有的粮食都分给佃户，就不想便宜军阀，后来也博得了一个大良善的名头。而军官呢？我太公当过军阀军官，如果靠军饷会活活饿死，底层大兵就别说了，劳动人民一句话概括就是出生率和成活率远低于死亡率，而企业家基本都破产，最舒服的是汉奸买办，帝国主义资本家，军阀，官僚。

 

发布于 2019-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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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问身边的朋友他们祖上是干嘛的

 

大概率都是地主富农或是家底殷实的庄户人家

 

反正没有谁是真正的八代贫农

 

这就可以分析出来，那个年代，穷人没有能力繁衍后代。是真的苦到连生存的资格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