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youtu.be/PTdt03FaWC4
2021年5月25日星期二
2021年4月29日星期四
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李鹏
我们这次党的第十三届四中全会，是根据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召开的，主要是讨论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的错误，并相应作出必要的组织处理。这是当前为了进一步平息动乱和稳定全国局势，巩固党的领导、维护全党的团结和党与人民的团结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现在我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就这个问题向全会提出报告，请同志们审议。
（一）
两个月来，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完全附庸于西方大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场动乱和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也是同赵紫阳同志所采取的错误立场分不开的。
赵紫阳同志所犯错误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从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四月二十二日治丧结束，他对悼念活动中出现的日益明显的动乱迹象，一直采取容忍和放纵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形成和发展。
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在首都的许多高等院校，由于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长期策划和背后操纵，悼念活动很快发展成为政治性的示威游行。一时间谣言四起，出现了大量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攻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短短几天内，连续发生了聚众冲击中南海新华门的严重事件，出现了占领天安门广场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标志着首都的动乱局面已经形成，并很快波及全国许多城市。在西安、长沙和其他一些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烧等犯罪活动。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同志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那时只强调克制，只强调对话，回避对事件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使党和政府丧失了制止动乱的时机。
这个期间，动乱制造者们通过学潮提出了一系列带纲领性的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彻底否定1987年初中央对胡耀邦同志辞职的处理；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同这种要求相呼应，知识界长期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些人，连续在《世界经济导报》等单位举行的座谈会上，大肆鼓吹为胡耀邦同志“平反”，为反自由化“翻案”。这表明动乱一开始就表现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对于这种严重情况，赵紫阳同志从未讲过一句要反对或抵制的话，相反地在上海市委作出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决定以后，他不仅不予支持，表示不闻不问，甚至责备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五月三日他在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前，尚昆、依林、锡铭等同志和我一再提出，在他的讲话中针对动乱中提出的纲领，应加上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但都遭到他的拒绝。
第二，从赵紫阳同志四月二十三日出访朝鲜到五月四日会见亚行会议代表发表谈话，他采取两面手法，先是同意中央常委对动乱性质的判断和制止动乱的方针，随即把他反对中央方针的态度公开暴露于群众之中，使本来已开始趋向缓和的势态重新激化起来，使动乱朝着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
赵紫阳同志出国访问后，中央常委于四月二十四日晚召开碰头会，听取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关于首都高校情况和社会动向的汇报。会议认为，当时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首都几十所高等院校已有六万学生罢课；有的继续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制造谣言，蛊惑人心；有的成立非法组织，抢占学校广播站，强制解散学生会；有的上街讲演，组织募捐，派人到工厂、中小学和外地串联，企图煽动全国性的罢课、罢工。形势十分严峻。会议一致认为，种种事态表明，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决定由北京市委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发动群众，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四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四月二十六日，根据常委决定和小平同志讲话精神，《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重要社论。党中央及时将常委决定和小平同志讲话电告正在朝鲜访问的赵紫阳同志，他当即回电中央：“常委并报小平同志，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
《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发表后，由于中央揭露了问题的实质，制止动乱的旗帜鲜明，起到了稳定首都和全国局势的作用。动乱策划者们的嚣张气焰被迫收敛，策略与口号迅速改变。在四月二十七日首都高校学生的游行示威中，大量攻击、谩骂的语言骤然消失，打出了“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大标语，并把先前“打倒腐败政府”、“打倒官僚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口号一下子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的口号。此后，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北京市委和市政府负责人相继同学生对话，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到五月四日游行时，参加人数大为减少，学生情绪大为缓和，学潮组织者当天就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宣布游行告一段落的宣言。
赵紫阳同志从朝鲜回国后，在五月一日举行的常委会议上仍然表示同意四月二十四日常委的决定，认为前一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只过了两天，他突然改变了态度，指责根据常委决定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定性错误，提出要加以纠正。他的错误主张，受到了常委其他同志的抵制和反对。五月四日下午，他在事先没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在会见参加亚行会议各国代表时，发表了一篇同中央的立场和方针完全不同的谈话，公开把中央内部分歧暴露于世。
赵紫阳同志的亚行讲话是完全错误的。第一，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这场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在利用学潮搞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正因为这样，他这篇讲话的发表，就成了动乱急剧升级的转折点。那些搞动乱的人从中看到了中央的态度不一致，看到了中央有人公开支持他们，摸到了气候，找到了后台，于是更加有恃无恐，越闹越凶，越闹越大。
第三，从五月五日赵紫阳同志亚行讲话发表之后到五月十七日中央常委作出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之前，他顽固坚持对动乱采取退让政策，同时策动舆论扩大事态，把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
由于赵紫阳同志的亚行讲话和中央制止动乱的方针截然不同，动乱策划者们从中受到鼓舞，更加猖狂地进行种种活动，使本来已经趋向平缓的局势骤然逆转。五月六日上午，赵紫阳同志又同中央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负责同志谈话，向新闻界烧了一把火。他说，“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导，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他甚至还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他在这里竟把明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说成是“国内人心所向”和“国际进步潮流”。他的这篇谈话向新闻界传达以后，使舆论上迅速出现了支持学潮和动乱的错误导向。首都乃至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各种攻击、谩骂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大量增加，内容更加恶毒和反动。这个时候，非法学生组织集中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彻底否定《人民日报》社论，承认学潮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二是，承认学潮中非法成立的各种学生自治组织。动乱的策划者玩弄两面手法，一面表示愿意同政府“对话”，一面组织绝食活动，并于五月十三曰开始，煽动和挟持部分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把他们当作“人质”，作为实现其政治阴谋的“赌注”。由于学生绝食引起了社会的同情，加上舆论的错误导向，前往“声援”的人越来越多，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几十万之众。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也因此而受到严重干扰，一些国事活动日程被迫变更，有的被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人数急剧增加，一批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这是前所未有的。
在当时十分险恶的形势下，中央常委于十六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常委中的多数同志认为，面对险恶的形势，绝对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定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大家认为，如果承认《人民日报》社论有“错误”，承认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他们必然要强迫党和政府承认他们提出的一切错误的乃至反动的政治纲领，承认一切非法学生组织，进而成立其他非法组织，在中国搞反对派、反对党，要实行多党执政，最终迫使共产党下台，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这就是他们制造动乱的目的，不达目的，他们是绝不会罢休的。在如此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赵紫阳同志不听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仍然坚持退让。他当时还曾提出，向学生承认社论是错误的，可以说社论稿曾发到朝鲜经他批准，由他承担责任。这是他耍弄的又一个手腕，理所当然地受到常委多数同志的拒绝。这个时候退让还是不退让，根本不是什么对学潮的态度温和一点还是严厉一点的问题，而是究竟要不要制止动乱的问题，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整个事态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当天晚上，赵紫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关于邓小平同志领导作用的谈话，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他在会见的一开头就对戈尔巴乔夫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他是第一次公开透露了中国党的这个“决定”。他同戈尔巴乔夫谈话发表后第二天，游行示威的人数和对邓小平同志的攻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游行队伍中，“打倒邓小平”、“邓小平必须下台”等标语、横幅到处可见，口号声不断。在天安门广场还传出了邓小平已经辞职的谣言，一些人疯狂地放起了鞭炮。在这同时，“拥护赵紫阳”、“赵紫阳万岁”、 “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等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
第四，五月十七日中央作出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之后，他完全置大局于不顾，破坏党的组织原则，破坏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采取了公开同党闹分裂的立场。
在五月十七日再次召开的中央常委会议上，赵紫阳同志仍然固执己见，坚持退让，多数同志坚决反对他的意见。大家认为，绝对不能再退了，再退就会发生全国性的动乱，几代人为之奋斗所取得的革命和建设成果就会被全部葬送掉。小平同志坚决支持中央常委中多数同志的意见。为了制止动乱，会议决定立即调集一部分军队进驻北京，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对此，赵紫阳同志说他无法执行，提出辞职。当受到严厉批评后，他虽然撤回了辞职请求，口头上表示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实际上却进行了完全同党相对立的分裂活动。
五月十九日凌晨，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望绝食的学生。他告诉学生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实际上起了鼓励学生坚持绝食的作用。他还说“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不象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这样的一些话，既表明了他坚持同党相对抗的态度，又传递了他在中央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的信息。
五月十九日晚，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了中央关于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在这之前，中央常委从维护党的团结的大局出发，决定由他同李鹏同志一道在大会上发表一篇讲话，他不同意；接着，又请他主持大会，不讲话，他还是不同意；最后，请他只出席大会，他仍然不同意。这样，他就在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把他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在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
在五月二十日国务院下达戒严令之前，几乎所有奉命前来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都遭到了学生和社会闲杂人员的围堵，未能进入预定地点。大会召开前后，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单位中，被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是赵紫阳同志的“智囊”的一些人物，纷纷从幕后跳到幕前，四出串联，到天安门广场和街头巷尾发表煽动性演说，炮制和散发种种传单，掀起了一股反对戒严，打倒杨尚昆、打倒李鹏的反动浪潮。他们还大肆宣传唯有赵紫阳同志是爱护学生、反对腐败、推进民主和主张廉政的，进一步煽起了“还我紫阳”、“保卫紫阳”的鼓噪。
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后，动乱制造者们的一个重要斗争策略，就是逼迫人大常委会提前举行会议，作出撤销国务院戒严令的决定，并进而召开全国人大特别会议，罢免现政府。为此，四通公司研究所的一些人，四出活动，上下串连，知识界带头支持学生绝食的几个头面人物在香港报纸上发表文章，在海外制造舆论，给人大常委会施加压力。就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请假休息的赵紫阳同志未与常委商量，在五月二十一日个人同意发出电报，要万里同志中止去美国的访问，提前回国。赵紫阳同志与这些人配合如此默契，值得人们深思。
种种情况说明，赵紫阳同志对党采取的分裂行动，对动乱制造者们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他们制造种种困难和障碍，严重干扰和破坏戒严命令的执行，干扰和破坏中央制止动乱和稳定局势的部署，终于导致六月三日在首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我们认为，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已不适宜继续担任他目前承担的重要工作。我们建议，本次会议作出决议，提请中央全会撤销赵紫阳同志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同时建议对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问题作出决定，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并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成员进行必要的调整。
（二）
这场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国际环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着资本主义世界渡过战后危机重新获得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得到比较大的发展时，一些人感到意外而产生困惑，甚至无视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在的种种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对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伟大胜利和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信念发生了动摇。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进程中遇到许多困难，在决策上也有过严重失误，致使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具有的优越性未能始终一贯地发挥出来。这就不能不影响到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影响到“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思潮相当严重地泛滥开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竭力鼓吹共产主义运动“已在瓦解”，可以“不战而胜”，有计划地通过种种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进行思想、政治渗透，支持和扶植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发展，力图动摇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阵地。这种“大气候”对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在内的知识界、青年学生乃至党内同志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决不可以有丝毫的低估。
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在粉碎“四人帮”后就出现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九年初在这股思潮刚刚冒头的时候，就旗帜鲜明地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尖锐地指出：如果动摇了四项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动摇了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以后，他又明确地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但是，多年来反对自由化的方针一直没有得到认真地贯彻执行，不仅实际措施很少，甚至口上讲得也很少。赵紫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逆流不但没有受到遏制，相反地愈益发展，以致泛滥成灾。有些人越来越猖狂，有的公开宣称社会主义的尝试和失败是二十世纪的一大遗产，有的公开发表所谓《私有制宣言》。在这场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中，一批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并从事政治阴谋活动的人，便成了动乱和暴乱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而长期纵容、鼓励和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之所以成为在党内支持动乱的代表人物，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赵紫阳同志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同时在指导思想上有明显错误，在实际工作中有不少缺点和失误。他的错误也有一个逐步发展和暴露的过程。当他的错误尚未象后来这样明显暴露的时候，党的十三大推举他担任了党的总书记。党只能在历史的实践检验中选择自己的领导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赵紫阳同志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他的错误在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后不但没有得到克服，相反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至在这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达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
赵紫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实际上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消极对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致使党的风气、社会风气继续恶化，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明显降低，党的战斗力大为削弱。邓小平同志最近指出，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了，艰苦朴素的作风丢掉了。这里说的教育失误，绝不是像赵紫阳同志一度解释的那样，仅仅是指党对教育事业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没有真正解决教育所需的投资和提高教师待遇，而主要是指对全体人民的政治思想教育严重忽视的问题。赵紫阳同志很少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更谈不上采取什么措施去落实了。1987年1月在他主持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公然说，今后四个坚持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其他三项可以不提或少提，当时就有同志提出必须强调坚持社会主义，他竟说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谁也讲不清。党不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样的领导难道还算得上是共产党的领导，难道还能不蜕化变质吗！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某些腐败现象十分不满，十分痛恨，对社会分配不公愤愤不平，但他却一再说发展商品经济初期腐败现象不可避免，还不加分析、不讲条件地鼓吹创收。这种错误的方针，使党克服腐败和加强廉政建设难以有效地进行。赵紫阳同志借口“改造”政治思想工作，诋毀和否定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甚至主张取消政工干部队伍。他在工作中实际上总是想淡化党的作用，不很好依靠党的各级组织进行工作，不强调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党在群众中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严重削弱。他在经济工作上也有不少重大失误。去年出现的明显通货膨胀，既有去年工作中的问题，也是多年来经济过热、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结果。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许多问题在三年前、五年前就出现了，如果那时就采取措施，损失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大。但是，赵紫阳同志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从来不作自我批评，也不接受别人对他的批评。这一切都说明，赵紫阳同志在这次动乱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决不是偶然的。
总之，这场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斗争反映到党内来有它的必然性。赵紫阳同志的严重错误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有他自身的思想根源。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对他的错误有过批评，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毕竟对他监督不够，在这方面也是有责任的。今天，我们能够揭露并纠正赵紫阳同志的严重错误，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集体是坚强有力的，是能够经受住任何艰巨复杂斗争的考验的。我们一定要从赵紫阳同志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进一步健全和加强党组织首先是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这对于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
（三）
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粉碎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这场暴乱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迟早总会爆发，早爆发比晚爆发要好，现在爆发比将来爆发要好，损失要小得多。这是因为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包括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王震等老同志都健在，他们在关键时刻对平息暴乱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他们在这场斗争中经受住了严峻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他们不愧为英雄的人民子弟兵，不愧为人民民主专政坚强柱石，不愧为捍卫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钢铁长城。
邓小平同志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是我们总结过去，思考未来，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纲领性文件。我们应当以这个讲话的精神为指针，系统吸取过去工作的经验教训，切实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克服党和政府严重脱离群众的倾向，加强同广大人民的密切联系，重振革命精神，恢复艰苦奋斗的传统，团结人民继续前进。对此，中央准备进行认真的研究讨论，作出相应的部署。这里，我们先提出以下一些初步的意见。
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四项基本原财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地、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我们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坚持正确的部分，纠正失误的部分，加强不足的部分，在经过认真的治理整顿之后，把我们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搞得比过去更稳，更好，甚至更快。
第二、为了取得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彻底胜利，我们必须把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进行到底，决不手软；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依法惩处人民深恶痛绝的刑事犯罪分子，坚决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破坏活动，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第三、我们一定要从这次学潮、动乱乃至暴乱中吸取经验教训，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认真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并且长期地坚持下去，决不再象过去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那样走过场，决不半途而废。
第四、对于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切实加以纠正。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克服腐败，惩治官倒，清理整顿公司等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一定要在近期内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做出成效，以取信于民。
第五、在经济工作方面，要继续贯彻执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特别要真正做到控制物价上涨幅度，争取农业有一个好收成，继续压缩基建规模和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加强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克服目前面临的困难，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
第六、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我们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要进一步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特别是依法行使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同时要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努力创造安定、团结、民主的社会政治环境。
第七、对于我们平息反革命暴乱，西方和海外舆论大肆制造和传播谣言，在国际上主要是在美国和西欧国家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我们相信，谣言终将被识破，真象终将大白于天下。在这困难的时刻，我们全党全国人民更加需要团结一致，顶住外来的一切压力。已经站了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在任何压力下屈服的。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对于某些国家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我们要有理有利有节地展开必要的斗争。
全党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我们一定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2021年3月26日星期五
论新中国建国前三十年的宝贵遗产
华海庆
2020年10月9日于多伦多
中国有10亿人民月收入低于2000元、6亿人民月收入低于1000元，从实际购买力角度来看，这个水平远远低于建国前三十年的人民实际收入（可以到网上查一下我的这个观点，在这里不再赘述），也就是说，目前的中国不是穷人少了而是有了富人（至于多少，没有调查，总之不多）。
改革开放的许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如果建国前三十年的大家勒紧裤腰带节省出来资金搞建设是为了大家的共同富裕或者富强是实实在在的话（建国前三十年的成就可以在网上查，这里不再赘述），那么现在到了改革开放所提出的共同富裕变现的时刻了。
如何变现？现在仍然需要搞资本积累用于科技、军事、基本建设等，但是，历史欠账需要逐步偿还，而且现在的国内国际形势也逼迫中国进行进一步的改变，比如内外双循环的政策，（关于内外大循环的解读网上比比皆是，本文不再赘述），我看最重要的是解决农村问题，解决低端人口问题（绝对贫穷据说已经消灭了）。
那么，我们怎么看建国前三十年的遗产？这个问题在倾倒“文革”这盆“脏水”把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新生的整体的举国的“普世的”价值和宝贵遗产一并抹黑并抛弃了，这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四十多年的公知们不遗余力地全盘西化的恶果（公知的文章比比皆是，大家可以随手可得，这里不再赘述）。
我觉得建国前三十年的遗产至少包括：工人农民的地位大幅度提高，目前说要几个代表，但是工人农民的地位有大幅度的下降，这个有好的一面，更有坏的一面。所谓低端人口到底是什么性质？10亿多的低端人口是个什么性质？6亿多的低端人口是个什么性质？前三十年的遗产至少包括陈永贵，怎么看？
建国前三十年的遗产还要包括：集体主义精神，大公无私也许太绝对，但是拜金主义大私无共则更加有害。而一刀切废除人民公社是不是正确的决策？事实是唯一保留下来的人民公社的集体现在成了大型的公司化运作，当地人民的收入以及福利大幅度地比其他地方的高很多，（其他地方的人民公司已经不存在了）。
建国前三十年的遗产还要包括：免费的医疗、教育、住房等，现在的房地产不过是虚拟经济的一个部分，虚拟经济有刺激人民自身活力的作用，但是，虚拟经济并不直接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而10亿人6亿人的需要不过是基本生活需要而已，建国前三十年基本解决了这些需求，现在的情况反而更严重了。
建国前三十年的遗产更要包括：工业体系从无到有到门类齐全，现在所谓的全门类的中国工业体系就是在那个时候奠定的，不仅包括两弹一星而且包括光刻机、大飞机、计算机等，如果现在仍然开始要勒紧裤带，不能浪费粮食，我们对建国前三十年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的多快好省，怎么好意思乱嚼舌头？
好好思考一下中国人民的平均寿命是什么时候大幅度地提高的？好好想想百分之十几的识字率什么时候大幅度提高的？好好想想80%的农村饥民什么时候开始有饭吃的？且不论大饥荒的真伪，除了三年自然灾害建国前三十年全国没有发生过饥荒，相比民国三十年的连年饥荒和匪患，你作何感想？
个人崇拜源自个人的业绩，尤其是构成中国人民绝大部分的是10亿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人民，其中更有6亿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人民，现在的大部分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了，而不是上升了。其根本在于我们的后40年处于国际供应链的底部，必须低工资低人工，中间商发财了，外国人省钱了，老百姓环境成为了无报酬的成本。
笔者不是10亿月收入2000元的人之一，笔者如果在国内发展或许也不会是10亿月收入2000元的人之一。但是，我们在海外的华人主要是打工者小商贩（可以到网上查以查有关文字，这里不再赘述），我们华人的海外地位也不用我说，到网上搜一搜，你可以基本了解。
讲一个例子：改革开放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荣毅仁的海外荣氏家族200多人（顺便说一句人民大会堂也是在建国前三十年建设的，而且建设过程中创造了很多第一，不赘述了）。据说，都是大富豪，可是，我来到海外历游数国，从来没有听说过荣氏的那些家族，只有香港的荣智健也是靠大陆发财的。
房地产大亨李嘉诚就不说了吧，靠房地产赚了大陆多少钱，抽楼板走人之后，在英国、加拿大还有什么地方投资，屡屡见诸报端，说赔了不少，所以重庆限制他的做法也不足为奇。金融是杠杆，撬了半天，本来是中国的钱被撬走了，走了就走了，实体走不了，科技进步走不了，中国人民走不了。
中国相对美国最弱的地方其实是农业，是粮食，而农轻重的概念也是建国前三十年提出来的，还有论十大关系，现在读一读，是不是有道理，比现在清华北大牛津哈佛们的文章怎么样？大家自己读一读，比一比，更不要提兴国调查、中国社会调查的文章了，毛选四卷当然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重要遗产。
脑残的标志
1，认为中国新疆发生了种族灭绝
2，认为新冠疫情是中国的罪过
3，认为中国人民愚昧地支持中国共产党
4，认为中国社会是地狱人民水深火热
5，认为中国的一切要服从美国的指挥
5，认为中国活摘人体器官
6，认为中国消除绝对贫穷是谎言
7，认为习近平打击腐败是为了权利斗争
8，认为美国是天堂，美国人民无忧无虑
9，认为西方才是文明中国当然愚昧
10，认为白人小伙殴打那个72岁的阿婆是看不惯阿婆在地铁口贩卖教会捐赠盒饭
11，认为中国一定崩溃
12，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定垮台
13，认为中国必须走选票“民主”
14，认为言论自由高于生存乃至生命
15，认为西方“民主”制度高于中国的民主制度
16，认为自己是高等华人，中国人民不过是群氓而已
17，认为1949年前的民国全国都是民国大师天天胡适日日志摩
18，认为民国时期没有军阀内战没有民不聊生
19，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
20，认为香港应该继续由英国人来治理
21，认为印度会超过中国
22，认为中国美国会永远称霸世界
23，认为中国只能做世界的加工厂
24，认为中国不需要创造只需要跟在欧美后面亦步亦趋
25，认为英语为主的西方文明是世界唯一的文明
26，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俄罗斯、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都不把英语作为基础教育的必修课也不会是进入大学的必修课
17，认为没有必要创立中国自己的 标准，只要按照西方标准照猫画虎就行了
28，认为中国内循环是走回头路
29，认为毛泽东时代一无是处
30，认为只有西方道路才是唯一出路
31，认为中国不可能出现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发明家伟大的技术革命家
32，认为中国不可能在高科技领域超越美国
33，认为美国及其盟友一起围堵中国，中国就会垮了
34，认为中国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5，认为只要中国服软了，帝国主义就不会欺负中国了
36，忘记了中国共产党有近一亿党员一亿团员四亿党外团外积极分子，他们都最求中国共产党党章所规定的目标和要求
36，忘记了中国宪法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
37，忘记了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亲属是共产党党员
38，忘记了中国每年评选出大量的模范共产党党员都是全国人民的楷模
39，忘记了1949年占中国人口95%以上的劳动人民得到了翻身解放
40，认为宗教可以超越国界至高无上
41，认为遍地丑陋的中国人，西方文明高高在上
42，认为既然我们穿上了西式服装，我们应该从骨子里继承西方思想
43，忘记了我们中国的诸子百家5000年文明毛泽东思想
44，认为人是自私的所以大公无私是不可能的
45，认为特瑞莎修女是楷模而咱们的张桂梅雷锋是假典型（其实特瑞萨修女被爆财务不清不楚处理贫穷人士就是任其自然忍受不予治疗，等等
还有什么请大家继续
………………………
………………………
………………………
2021年3月25日星期四
2021年3月22日星期一
透视毛泽东[*]
[英]杰克•格雷 著 晓沐 译
我本来想在退休后写一部毛泽东的政治传记。但是岁月无情，来日无多，出于审慎我只好将关于毛泽东的想法总结出来，如其确实有趣则或可备年轻同行一用。
从1960年代起这一点就很清楚，即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少用或几乎不用意识形态的词句表达，在平实的语言中对或错一目了然。读毛泽东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的高潮》、《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他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文章即可明白这一点。
我认为中国的任何事件都有三个维度：中国文化的历史，社会主义以及落后农业国脱贫的努力。第一个维度的要点在于如何使公民社会（也许其中市场的参与者是集体）和更民主的决策过程顺利取代传统的（和共产主义的）等级关系。第二个维度的要点在于如何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而接受内含于五四运动舆论中的更具共同体（communitarian）信念的社会主义。第三个维度的要点在于中国的要素比例：在世界各大国中最糟糕的人口/土地比例，大量农业劳动力剩余以及资本积累不足。这些无疑是毛泽东要作出回答的主要问题。我认为不将以上三个维度都考虑进去，无法正确理解大跃进或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跃进意在打破中央集权的等级管理机制，以创建更加依赖社区（community-based）的社会主义形式，从而将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由负债转化为资产，并开辟参与式民主的道路。“文革”也有同样的目标，尽管发动“文革”时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威权政府有时会借助非民主的手段为建立民主机制创造条件……因此与其指责一个威权政府，还不如去寻找（在其治下）那些有利于创造民主条件的积极的东西，给予赞美和支持。就毛泽东与民主化（的关系）而言，我们在此只要看看他对斯大林的批评就可以了：几乎所有的批评都暗含了这样的要求，即在一种能够创造民主的先决条件的新体系中，推动民众参与到经济增长中来，做出贡献并分享利益。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在大跃进中没有成功的公社与队办工业如何在1970年复兴并成为创造经济奇迹的主要推动力量。关注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忽视了这一点，这更让我急于知道其中的真相。（西方出版的）所有中国经济论著对这一问题要么根本不提，要么只有鄙夷的片言只语。世界银行直到1990年才注意到它们。在中国国内，社队办工业同样不受欢迎。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专家讨厌它们，因为它们不受中央控制。中国知识分子反对它们，而继续用最庞大和最先进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经济发展。一位曾经参与制订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联经济学家告诉我，他和他的苏联同仁极力建议中国在低技术、低资本投入和劳动密集型工业中大量使用剩余劳动力，但是，中国人拒绝这样做。在中国，如今仍然坚持这种态度的人还不少。从浅显的经济学观点看，公社和队办工业首先是一种有趣的现象，不过也导致了许多经济以外的问题。将经济决策权分散到50万个村庄将产生怎样的政治与社会后果？当我终于能够到中国农村生活一段时间并进行实地考查时，这些更广泛的社会心理学问题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
下面我将以四个简明扼要的标题来总结我对于毛泽东的认识：对毛泽东的四大指控；他的两大“败笔”：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多年来的连贯性以及对新战略的详尽阐述；毛泽东留给中国的遗产。
对毛泽东的四大指控
毛被指控有四大缺陷：意识形态的偏执者（ideologue）、唯意志论者、对经济增长漠不关心、比斯大林还斯大林。
毛泽东是意识形态的偏执者吗？
在32本不同版本的辞典中，你会找到32种不同的关于这个词的解释。对于这样一个概念最好敬而远之。我能找到的一个最直接的可用的定义是：意识形态是一种用以支持权力体系的观念体系。困难在于这个定义已经带有了贬义：我们（西方）有一套哲学，他们（东方）有一套意识形态；我们的信仰是诚实的，他们的是虚伪的。这种态度于事无补。历史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信仰是否名至实归，正反两面的例子都有。确实有些（意识形态）体系中的某些诚实的信仰，当这个（意识形态）体系转向支持一个事实上不再信仰其本来含义的新的统治者时，这些信仰自然变得荒谬不堪。还有一些（意识形态）体系纯粹是价值体系，为了实现这些价值而行动则是务实的。所有这些类型之间又是千差万别，冠之以“意识形态”不过是一种逃避。我们必须专注于这些事实本身。
如前所述，在众多的文本中，毛泽东使用完全非意识形态化的语言来阐发他那与众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只是后来才披上了意识形态的外衣，但一旦转化成平实的语言则很清楚：即使毛泽东用晦涩的语言重新表达也无关紧要。问题在于：毛泽东的战略与政策是对理论原则的盲目照搬，还是他的理论不过是对从实际出发的战略政策的理论化总结？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非常清楚：毛泽东的战略是注重实用的。毛泽东的经济规划的着眼点就是中国的要素比例的性质：太少的土地，太少的资本，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这些剩余的劳动力既可能成为负担也可能成为财富。
毛泽东是唯意志论者吗？
唯意志论者是马克思主义者常用的名词，用来指称那些推动超越客观可能性的变革的人。在此意义上，毛泽东在有些时候也许适用这个定义，但是，在西方，说某人是唯意志论者还意味着后者相信人类的精神能够克服所有的阻碍。愚公移山靠的并不是什么魔术，而仅仅是坚韧不拔而已，毛泽东谈论的是从新的经验中产生出新的意识的力量。历史上，由于人类观念的急剧转变而带来大规模物质环境改变的先例是大量存在的。实际上，历史在大多数时候就是这样演进的。
毛泽东必须劝说中国农民放弃他们长期形成的应付生存挑战的保守计划，成为创业者，尽管是集体的创业者。当毛泽东极为关注这一点时，岗纳•默达尔（Gunnar Myrdal）在西方指出，亚洲农民要想脱贫就必须既改变经济条件，又改变心理条件。农民们必须学会前瞻，敢于冒险，并且要有决心。这正是毛泽东所要求的。因此，毛泽东关于农村螺旋式发展的思路，是从简单的、密集的劳动和低产出的投入开始，逐步导向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开始。它只是在毛泽东晚年才开始，但是他开启了这个进程。
毛泽东注重意识形态的纯粹性甚于经济增长吗？
根本不是这样的。毛泽东相信的是：兼顾公平的发展，其速度会更快，我也持这种观点。富足的人口的储蓄可能有助于提供发展的资本，而他们的需求将提供发展的动力，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内在逻辑就是如此（我认为我对这个课题的研究能够表明这一点）。它（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不是基于大众的贫困之上。工业革命得以启动恰值大不列颠人民拥有世界上最强的大众购买力之时，只有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才能满足这种需求。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是以经济语言表述的，而不是基于纯粹的意识形态。而且应该指出，毛泽东下放经济决策权和鼓励轻工业发展的计划也是陈云所支持的，但是，陈云通常却被描述为毛泽东经济政策的反对者。
毛泽东是斯大林主义者吗？
我从来都不明白这项指控是什么意思。在社会主义世界里，毛泽东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是最全面和最深刻的，而且他还着手创建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正是毛泽东的实践说明了他对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是多么严肃。例如，当毛泽东批评斯大林阻碍了民众参与时，这种批评可深可浅，但是，当毛泽东鼓励数以百万计的社村办企业破土而出时，你只能承认他的批评是认真的。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主要批评如下：
1、斯大林的农产品统购体系导致了农民的贫困化：“他是在竭泽而渔。”毛自豪地说中国的农产品统购体系使农民的收入逐年增加。1956年提高粮食收购总量的努力失败之后，毛泽东认识到，没有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实质增长，无法从农业中得到更多资本支持工业化。他开始相信，鼓励村庄自我发展，整个国家的储蓄与投资将会远高于从现有的生产中可能征集到的。2、“在30年中，苏联没能创造出真正的集体化体系。他们所做的不过是把地主们破坏生产力的剥削永久化了。”在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用来维持基层干部队伍的费用大约是农民收入的30％，这大体相当于过去地主收租的水平。毛泽东从此放弃了对苏联制度的这种模仿，基层干部的首要职责变成保证生产的稳定增长和提高村级收入。3、康生批评苏联的拖拉机站不过是在“勒索农民”，毛泽东接受了康生的建议，村集体应该购买和拥有自己的拖拉机。对拖拉机站的争议后来也成为诸多触发文革的因素之一。4、斯大林体制阻碍了民众广泛参与经济发展。对斯大林的批判反映了毛泽东对问题的兴趣在于人的觉悟方面，包括五四时期对个体精神解放的信仰以及基于群众路线的发展观。也许在这一点上他对斯大林的批判是最激烈的。5、斯大林否认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冲突。毛泽东因此判定：“在苏联，政治已经死亡。”当然斯大林的意思是矛盾冲突在社会主义社会是被禁止并将会受到惩罚的。毛泽东则相反，他始终坚持只有矛盾冲突才能带来进步。所有信仰民主的人都会接受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民主的进程包含着矛盾的解决，以及进一步产生的（无穷的）新的矛盾的解决，从而“不断产生出（矛盾的）解决方案”，推动社会进步。不断解决问题是民主的常态，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阐述了对待矛盾冲突的态度。在革命共识内部永远会有利益的和观念的冲突。这些冲突是允许的，并且应该通过民主的方式解决。6、斯大林“不清楚关系”。举个最重要的例子，在各经济部门的关系问题上，斯大林持减和（subtraction-sum）观点，而毛泽东则持加和（multiplication-sum）观点，各部门相互激励可以取得更大的发展，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对此有所讨论。7、斯大林追求国家利益而忽视了集体与个人的利益。斯大林的军工复合体是以压制人民的利益为条件建立起来的。8、斯大林“不知道如何使短期利益服务于长期利益”。毛泽东构想的发展过程是从低收益投资开始，基本是劳动力投入，利润转化再投资最终将技术提升到现代化水平。在这一过程中，经验积累将推动新认识的形成。
除了以上毛泽东对斯大林主义直接的批评外，还有其他一些是含蓄表达的。很清楚，就上述的批评整体而言，它们所指向的是更“民主的”的发展道路。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我相信所有追求民主的人也都能接受。这些观点导向的行动纲领在革命的舆论中将引导人民从臣民变成公民，从而创造出民主的前提条件。
很多人认为，毛泽东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代表了他对斯大林主义的支持。……我倾向于同意毛泽东的观点是：加强斯大林式的技术官僚的权力不是进步而是退化。利伯曼修正主义（Libermanist revisionism）只不过是毛泽东的“两条路线”中的一条……两条路线并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可以回溯到圣西门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与欧文/傅立叶式的公社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分歧。在社会主义200多年的历史中，这一分歧表现为多种形式，一直是社会主义者必须面对的艰难抉择。
毛泽东的两大“败笔”
没有什么像这里所谓的“败笔”一样站不住脚的。人们经常把毛泽东和两大“败笔”联系在一起。这两大失败就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它们为什么失败了？经常听到有人说，它们失败是因为它们注定要失败，因为它们从概念开始就是错误的。我不接受这种观点。如果在1958年我是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我肯定会投身到大跃进中去；而1966年我肯定会和红卫兵一起抗议官员特权和滥用权力。在两种情况下，也许最终我的理想会幻灭，但是，就算如此，我仍旧希望自己能够区分政策设想与执行之间的不同。
我们关于大跃进失败的解释仍然是不充分的。有一些对大跃进的批评滑稽可笑，例如《饿鬼》一书的作者嘲笑中国人用转桶制作有机肥料，其实英国园丁现在还在这样做，因为非常有效。该作者还笑话中国人用河泥改良土壤，他根本不知道文明就起源于幼发拉底河的淤泥。大跃进中（土法炼钢所使用的）的家庭小鼓风炉也遭受蔑视，但是，就在距离我现在所在地二英里的地方——煤溪谷（Coalbrookdale）（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之一）——就仍然保存着残留的小鼓风炉。1958年的中国，就像现代化以前的英国，到处散布着小型的、分散的和工作条件简便的金属矿物。开采利用并非难事。错误出在过于乐观，天真地以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推广。毛泽东很快就批评了这种错误。还应该记住的是，在毛泽东身后农村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土法炼钢迅速在中国各地兴起，从事这一行的农民都从中获益。
小型的，用人海战术搞起来的水利工程也被一些人谴责。肯定会有一些草率和粗糙的工程，但是我在中国也看到了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例子。西方专家长久以来一直推崇这种小型的水利灌溉系统并反对巨型水坝，因为小型水利造价低、有效、易于修葺，所有权控制权都在当地人的手上，对环境的损害很小，不用动迁居民。
大跃进的根本思想在于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来推进地方的工业化并改进农业上层建筑。人们相信通过不断加速的利润再投资，这一过程可以快速地完成。因此，令人遗憾的是“大跃进”这一名词有些误导。不过在大跃进开始的前夜，中国的报纸预言并警告了这场运动后来被证明容易犯的所有错误（长期以来各种研究忽略了这一点），但是在这一事件中这些错误已经无法得到阻止。这是需要给出解释的。
导致失败的某些因素很清楚。大跃进发生在毛泽东批评党内一些领导人试图放慢发展速度以缓解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引发的紧张状态之后。从此谨慎已经成了政治错误。大部分人没有认识到（局部的）实践性规划以及工业实践的成功，不一定能迅速地推广到任何一个地方，即使是当时的邓小平也不例外。对于在一个地方取得成功的经验并不一定能运用于别的地方的认识严重不足。局部的和大跃进第一年所取得的一些成功使乐观情绪高涨，新闻媒体的鼓动宣传更加推波助澜。计划指标迅速膨胀。一些省级政府为了从中央得到更多的资金而抬高目标。大跃进战略的重点原本在于快速发展轻工业，因为毛泽东相信这样可以更快地积累资本，但是，除了劳动密集的项目之外，其他所有项目都需要机械工具，这样就加重了对钢铁的需求量，所以大跃进对钢铁的需求超出原定的计划。这本身并不是非理性的。比起铁矿的广泛分布来煤矿的分布相对集中，所以当运输系统被运煤任务压到满负荷的时候，粮食的调运就成为难题，这在后来成为饥荒的原因之一。根据史料记载，1958年中国取得了农业大丰收。当时很多粮食甚至没有地方储存，不得已只能出口。结果当第二年遭遇天灾而大减产的时候，粮食储备严重不足。过分乐观还导致了消费的大幅增长，丰收的成果被挥霍了。一位当时在中国的俄罗斯专家告诉我，他对当时的情景感到吃惊并担心粮食收购体系会崩溃，后来果然如其所料。同时，由于大量的劳动力被转向了工业特别是炼钢，因此当天灾到来时，他们无法及时转向对付自然灾害。本来大跃进的思路是从低收益的投资起步，在后来的收入中获得补偿。但是，在当时过分乐观的情绪感染之下，这一原则消失了。
更为根本的问题出在等级制和权威主义的党政系统不适应对群众运动的指挥，而这一运动只有得到群众的支持才能蓬勃的发展起来。中国的地方干部，普遍受到来自上级领导的压力，不得已采用强制手段进行管理。悲剧性的讽刺在于各级干部把斯大林主义推行到基层和农村，在中国数以万计的村庄创建出斯大林式经济的缩微样本。大跃进开始以前，中国各级政权组织公开表示将会以民主方法推动运动进行，但是，当时的政治体制使全党的干部不是对人民负责而只是对上级负责。大跃进本来是要给予人民权力，但常常只是加强了县级干部的权力。
在粮食短缺发生时，富裕农民被指责囤积居奇，成了替罪羊。最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的反斯大林的运动被导向了对富农的迫害。
毛泽东很快发现并提出了抗议。但是，运动已经失控。毛泽东支持农民的反抗，但无法阻止这种反抗所反对的强制。有人认为毛泽东死守意识形态教条，拒绝承认终止大跃进。但是，这与意志形态扯不上关系。毛泽东相信自己的战略是正确的，从原则上来说确实如此。毛泽东希望纠正错误并使运动继续进行下去。
1970年之后，在毛泽东第二次尝试他的战略设想并取得戏剧性成功以后，我们本应修正对大跃进的错误认识，但是，几乎没有人看到这一点，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四人帮摧毁了社队办的企业，而邓小平在1979年之后重新使其复兴。然而，1982年我在中国做的实地考查证明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大部分我访问过的企业都是在1970年或1971年建立或者恢复的，有一些甚至是从1958年起就建立起来的，并且是在刘少奇对它们的打击之下幸存下来的。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1966年在山西的一次讲话中曾经说道：“中国的官员是一个阶级，而且他们的利益与工人农民的利益是对立的。”毛泽东预言如果这些红色资产阶级的特权和权力的滥用不受约束，中国将法西斯化。
有两段话很清楚地指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旨。一是***对一出新编革命戏剧的主角所作的描述：“他不是地主资本家出身，参加了长征和解放战争，他鞠躬尽瘁，为人正直。”那么这么一个人为什么会变成一个专横残暴的人呢？因为体制使他无从选择。日复一日忠于他的职责的官僚生涯将他变成了他原本最痛恨的样子。革命的干部们必须认识到这个危险。
第二是周恩来对打倒其领导的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人员的讲话：“我们本来可以用行政手段做到这一切，但是那样同志们就不能从中学到任何东西了。”
文革不是为了大清洗。周恩来曾说（毛泽东也同意），只有不超过5％的干部应该被赶下台。很明显，毛泽东不再认为刘少奇是合适的继承人，因为他分不清哪些问题要用法律和行政手段解决，哪些问题需要耐心地诉诸政治手段解决。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所犯的错误就属于这一性质。即使这样，毛泽东仍然坚持批判刘少奇是针对思想而不是针对个人。
那么为什么文革后来升级至近乎内战的程度？对此仍然没有全面可信的研究成果，不过确有一些好的局部研究。这些研究说明：第一，“文革”中青年学生和工人（对特权阶层）的不满程度比毛泽东原来估计的要严重得多；第二，解放军（对文革）的态度暧昧；第三，受到威胁的高级干部的子弟组成假的“红卫兵”组织获得了武器，并向他们的敌手开战；第四，文革成为很多人清算旧账的机会，也促成了各种新主从关系人脉网络的建立，这是中国政治运动背后隐蔽的过程。第五，当“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在一些城市里威胁到共产党自身的存在时，毛泽东选择了后撤。
毛泽东连贯而详尽的新战略
我们可以更仔细地看看毛泽东的战略——他的“另一种社会主义”。1920年代早期，当苏联考虑“原始积累”问题的时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经济学家——译者）指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英国初始工业化的绝大部分资本来自圈地运动对英国农民的剥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苏联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通过类似的手法剥夺农民以获得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他把这叫做是“现实的封建制度（objective feudalism）。”
事实上，现代研究已经表明在圈地运动中并不存在对英国农民的剥夺。在此只需指出，英国的土地税记录表明在圈地运动之后出现了更多拥有土地的小自耕农。圈地后耕地和牧场的综合利用使四季轮作成为可能，也使更多的小型农庄变得切实可行。因此斯大林的压榨农民的战略是基于历史的神话。
另一方面，在1920年代的苏联有两位主张社会主义计划的先驱人物：沙宁（Shanin）和巴扎洛夫（Bazarov）。沙宁认为对农业的少量投资可以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产生巨大的影响。农民不断增长的需求将促进工业化。巴扎洛夫则认为：大多数经济发展本质上都是地区性的：电力（的广泛利用）使昂贵的工业城市化不再成为必须；俄国农民摆脱贫困线最急需的是“土路及其支线”；最经济的发展方式是使“劳动者本人成为受益者”。沙宁和巴扎洛夫最终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确信这些，从而改变了后者的观点。布哈林也支持他们俩，但是，斯大林仍然选择了“现实的封建主义”。
1950年代早期，当不发达国家开始它们有计划的发展尝试时，斯大林的模式在下面的意义上被广泛接受（尽管在执行中不如斯大林那么严酷），即通过对土地征收高税收以及国家制定的较低的农产品收购价格（low farm-gate prices）使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本。接着努克斯（Ragnar Nurkse）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模式。他认为在众多贫穷的农业国中典型的农村劳动力过剩可以由负担转变为财富，使用这些劳动力来提高产量，搞多种种植，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增加劳动密集和低技术的乡村工业。他还详细分析了各种可能性和问题。农民购买力的极大提高可以创造出推动工业化的有效需求。
而这正是毛泽东大跃进战略的基础。毛泽东与努克斯在这一点上是如此相似，甚至在细节上也不例外。这令人怀疑毛泽东或者他身边的其他人读过后者的著作。
同时，毛泽东坚持认为并非均衡而是不均衡在推动经济前进。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轻蔑这一观点。但是这只不过是经济学上的常识，与毛泽东几乎同时代的赫施曼（Albert Otto Hirschman）也执同样的观点。毛泽东的核心观点是，官僚们闭门制订出来的计划和建立在静态均衡基础上的资源分配方案将使人失去主观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可以对供需变化做出自如的反应。这里毛泽东所要求的其实就是市场的维度。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还与默达尔（Myrdal）存在契合点，后者认为世界上农民要摆脱贫困就必须改变其农民意识。毛泽东的大跃进战略根本就不是异想天开，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相反它与现代思想息息相通。正是毛泽东的反对者们仍然固守着过去的斯大林主义。在对这些理想的追求中，毛泽东的态度是一贯的。他并没有在1958年心血来潮，从一个向来被认为务实的共产党人，变成一个偏执于意识形态的人。毛泽东真正不连贯的地方在于，1953年时他曾经接受了斯大林主义以与美国的敌意相抗衡。这种不连贯性持续的时间并不长，1953年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直到1955年才完全付诸实施，而到那一年年末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判就开始了。
毛泽东留给中国的遗产
我们从毛泽东所受的教育开始简要地回顾一下他的人生历程。人们经常低估毛泽东所受到的教育，受教育中产生的思想对于他解读马克思主义仍然很重要。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历程是一致的——从热衷于个人的自我实现到相信阶级结构是这种自我实现的主要障碍。五四运动源于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包括马克思。马克思对民主思想的贡献在于他断言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与不受控制的政府一样对民主构成巨大的威胁。我并不给予马克思的其他思想太高的评价。他的历史学是贫乏的；他的经济思想充满了矛盾（将绝大多数消费者的生活降低到仅够维持生存的水平，资本主义怎么能够发展呢？），他的哲学是第三手的雅格布•伯麦（Jacob Boehme）和梅斯特•艾科哈特（Meister Eckhart）的神秘主义（当我一开始读黑格尔时，立刻就想到了雅格布•伯麦）。
毛泽东在哲学上勉强接受了格林（Thomas Hill Green）的意识概念。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就是一种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创立出新的意识的方法。这一过程在其它地方被称为“参与型调研”（participatory research）。毛泽东的认识论明确将群众路线与马克思的认识论等同起来。但他不仅以马克思的方式，而且以杜威的方式去论证，即强调这是一个反复试错的过程。我们知道毛泽东是极为赞赏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在毛泽东眼里，群众路线与他的认识论是紧密相联的，这不仅表现为上述关于群众路线的讨论中特别指出它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而且还表现在他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的结尾一段极其相似的文字中：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五四运动借助中国的某些思想资源促成了对（欧洲的）启蒙思想的接受。这些思想资源主要有：王阳明的作品及他关于“理”源于个体意识对个体经验的检验的理论；王夫之的作品和他反对因循阻碍进步的古代和当前的典章制度的理论；顾炎武认为中国历史上当地方拥有自主权时国势趋强，而当君主专权的时候，国势趋弱。黄宗羲认为作为儒家价值看护人的是儒仕，他们代表的是人民而不是君主。现**证派代表康有为认为，可以通过个人一生的身体力行来实现儒家理想（政治实际上成了一门关于这种可能性的艺术）。作为热衷于五四思想的青年，毛泽东肯定了解这些思潮。
尽管由于明显的政治原因，毛泽东后来几乎从未援引西方“理想主义”作者或者儒家学者，但他们对毛泽东理解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影响是明显的。除了格林的对意识的看法之外，最明显的影响来自约翰•杜威。杜威的实用主义与马克思的整体论之间的差别经常被过度突出，杜威相信人类所能了解的真理只能来自对可预测的变化的观察，人类通过对事物的改变来学习。马克思认为知识源于革命性变革中的行动。陈独秀将两者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是杜威将陈独秀引向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很可能也是如此。不管怎样，没有目的的实际行动无异于一种方的圆。行动基于价值，没有后者就不会有实际的行动。这些显然影响了毛泽东的认识论。
源于西方的第三个影响（在格林和杜威之后）来自托马斯•柯卡普（Thomas Kirkup），他的《社会主义史》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毛泽东告诉埃德加•斯诺，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这本书。从柯卡普那里，毛泽东认识到圣西门的国家社会主义与欧文/傅立叶的公社社会主义的矛盾分歧，他很可能读到了柯卡普所引的马克思的话，柯卡普指出马克思最后接受了公社社会主义的方案。在柯卡普的书里，毛泽东还可能读到欧文关于人性可以通过社会改造而得以完善，就像欧文的新拉那克工厂对卑微贫穷的工人的改造。毛泽东也一定了解柯卡普的这些观点，即社会主义的形式应该由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路径所决定，以及不同的民族特质与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相对应——这两个观点在毛泽东后来阅读考茨基的作品时得到证实。
应该注意的是，毛泽东阅读到柯卡普的作品时，斯大林主义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仍然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柯卡普在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1982年我在四川的时候还听说他的书准备再版的消息。
当然，任何关于毛泽东所受的教育影响其后来思想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注定带有推测的意味。然而，我们对毛泽东在长沙图书馆自学，以及杨昌济对他的教育略有所知。我们也了解他对柯卡普的观点（杨昌济送给毛泽东一本由江亢虎翻译的中译本）的回应。我们还知道他在五四时期所得到的并且认真阅读过的书籍，以及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杜威的思想做出热烈的回应。
我们也能够发现毛泽东将很多思想融会贯通起来，对这些思想他一定是了然于胸的：意识动机；真理由关于可预测的变化的知识构成并通过试错法获得；社会主义提供了不同于国家集权控制和统一物质分配的另一种选择；中国地方社团的状况是决定中国国力的基础；个人的完善只能通过与他人的互助合作达到；僵化的制度阻碍进步；以什么样的工具创造社会主义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智慧归根结底来自人民而不是政府；政府的基础依赖于同意；意志力是自尊的一种机能；社会主义依国情与传统的差异而有所差别。以上这些观点，大多数可以从毛泽东的原话中找到，其余的则可以从他的行动中看出其影响。
毛泽东最初在长沙的政治活动让他不得不相信只有武力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在当时中国很少有人争论过的结论。湖南虚假的民主制度加强了他对中国早期国会虚假性的认识。他没有理由抗拒这样的观点，即所谓民主制度有时的确能窒息社会改良的努力，正如我们在1945年以后某些国家所看到的。毛泽东优先选择的是尽可能广泛地制造支持改变的共识，并使那些想反对它（这种共识）的人受到了压制。这种状况在历史上很常见。我们能够合理地提出来的唯一的问题是：毛泽东最终是坚持了所达成的共识还是背叛了它（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的6年内，毛泽东成为支持中国农民的领导人。他是中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领导人。他在1927年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同年蒋介石的政变迫使毛泽东进入江西农村。1934年，他被迫退出江西开始长征，并一路转移到陕西。从那时起直到1949年，毛泽东领导着一个国中之国——一个农民的中国。在台湾，他们（国民党）区分出两个共产党：一个陕西的党和一个上海的党。我常觉得：当刘少奇想到中国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沿海的发达地区，而毛泽东想到中国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内陆的不发达地区。
正是在边区毛泽东不得不首先处理经济问题。边区必须加强经济来抵抗日本军队和蒋介石的封锁。当时一些共产党人希望发展政府所有的工业和完全集体化的农业。毛泽东反对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他采取了互助组和工商合作社的经济。
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Schram）不相信边区经济与毛泽东的大跃进战略有联系，因为边区时期不存在国有经济，因而不能作为先例。施拉姆对毛泽东研究贡献良多，我不愿意反对他，但对于这一点我不得不持保留态度。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毛泽东称赞非共产主义的工业合作社，并为其在帮助建立自己的模式——延安南区合作社——中的作用表示感谢（毛的致谢在再版时被删除了）。我一直相信，工业合作社是毛泽东本人的主意。合作以村为基本单位，使用劳动密集和低技术的方法。他们实现了资本的快速周转并迅速将资本投入到技术改造中。合作社的成员主要是农民，而领头的往往是从城里来的年轻技工。工业合作社的组织是“地方管理，中央监督”，管理是民主的，有的时候甚至过于民主。由于经常缺乏配套企业，他们不得不走综合发展的道路。在边区的条件下，他们提供了医疗和教育服务，并将这种服务推广到全村。据斯诺报道，合作社还不时充当全村甚至跨村的经济生活的组织者角色。毛泽东的工业合作社模式与20年后人民公社之间的相似性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意义重大，因而不应当被忽略。
至于有没有国有经济存在的问题，延安的一些合作社，通常是那些由边区政府或军队的人员组织管理的合作社，扮演了大跃进时期国有经济部门将失败地扮演的角色，为合作经济提供建议、技术和贷款。因此，它们是公社体系的先声。
从路易•艾黎（Rewi Alley）的学徒计划和传教士在上海郊区创立的自助合作社，经过工业合作社，再经过建立在使生产的多样化的特定计划（如《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所述）之上的边区合作，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这条线索是连贯的。为什么要否定这种连贯性的证据呢？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刚刚过半的时候，毛泽东就发表了三卷本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描述了创立个体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历程。自始至终，该书的重点在于展示合作化，不是通过抽象的辩论，而是通过按村制订计划，依靠立足于村庄资源和村庄规划的经济创新来提高合作化组织成员的收入。该书的看法是向人民公社体系迈进，即低收益投资，主要是劳动力投资，将在下一次收获中获得补偿，这可能是集体条件下经济螺旋式增长、多样化和技术进步的起点。（相当可信的）数字显示，在现有的收入水平上，产量的适度增加将能确保所有农民（在某些情形下，少数特别富裕的经营者除外）的收入增加。一般而言，在土改之后，最富有的农民拥有的土地一般是最穷的农民的两倍，但是，富农70％到75％的收入要用于养家，由于富裕农民往往家庭规模更大，所以他们在基本生活保障线以上的收入很难达到贫民的两倍。在现有的耕作条件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在生产中任何小的进步都可以带来可支配收入的显著增加，把几乎所有的农民吸引到集体中，进一步促进生产发展和生产的多样化。不管怎样，这就是（书的）主题。
该书的第一个事例给出的是一个合理的论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党支书王国藩在村里富有家庭不愿意入社的情况下，带领贫民上山拾柴卖钱。这是在农闲时做的，所以几乎没有机会成本，等他们攒够了钱就开始投资，不断扩大规模。两年之内中农们受到了影响都入了社。这个例子可能很不可思议，但它构成了这个激动人心的观点的一部分。
然而，尽管毛泽东以一种让人信服的方式表明，要运用审慎和循序渐进的策略来推动农业集体化，但是后来他急于推进，合作化遭遇了富民的抵制。据毛泽东自己承认，在这一过程中有80000人被处决，平均每50个村庄有8人，这些人是谁和为什么被杀，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但是，必须清楚的是，直到1950年代中期，前国民党的支持者依然在很多地方秘密策反，这至少可以解释部分人的丧生。
农村的非农业就业人口持续增长，但可能主要在私有领域。没有证据显示这是由农业集体所提供的（也没有证据表明不是），直至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没有迹象表明合作社着手于这一努力。不管毛泽东对其寄予怎样的希望和期待，似乎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因此，毛泽东更有理由作出进一步的努力，大跃进就成了第二次尝试。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出版三个月之后，毛泽东就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里提出中央要放权，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保持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动态平衡，这实际上是用市场手段减弱中央统配，由部门间的准市场互利关系来促进经济增长。当然，《论十大关系》蕴涵了上述的内容，它表明毛泽东在对自己的战略阐述中，走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尽管只是逻辑上的。
接下来是双百方针和整风（rectification）运动，这是第一次邀请公众对共产党展开批评。正如毛泽东所说，批评本是群众路线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全国范围内的公开批评还从未有过。整风经常被认为是给异见分子挖的陷阱，但关于毛泽东引诱敌人暴露自己的那种睿智只不过是一种事后诸葛亮。这种观点（认为整风是一个陷阱）是建立在假设毛泽东认同反右运动的秋后算账的基础上的，但是，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他并不同意秋后算账。例如，如果他支持那样的惩罚，为什么又宴请一批知名的右派并公开与他们的合影。有资料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提出对绝大多数不接受革命共识的知识分子采取温和的处置办法。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继续论证整风的正当性。书中阐述了他后来才明确的对斯大林否定社会主义社会能产生矛盾的批评，区分了革命共识内部的矛盾和与那些反对革命共识的人之间的矛盾，但很少谈及那些拒不接受革命共识的人。但毛泽东并没有改变他的观点，他认为对付这些人的最好的办法是不理他们，使不悔改者在历史的长河中自行消亡。至于革命共识内部的意见和利益分歧则必须通过民主的方式解决。
整风中公众的批评表明革命的共识出现了危机，这并不令人吃惊。195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就一次次地发动了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运动。他对官老爷是深恶痛绝的。后来红卫兵的资料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说成是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回应，我毫不怀疑这是毛泽东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维度。
因此，大跃进不仅准备把群众路线当作政治模式，而且准备把群众路线当作是最有效和最民主的社会变革的工具。一切都将积极主动地参与设计和实施这些变革。人民为政策的制订提供原材料，由党来进行处理。通过将权力下放到地方人民公社，相关的经济战略将避免官僚主义。中央的计划制订者将不再（为地方）制订法令，而是对地方创造性活动的效果做出反应。
正如麦克法夸尔在他的洋洋洒洒并且极具价值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所表明的：文革脱胎于大跃进。然而，他在历史阶段的划分上犯了错误。他从大跃进的中期入手止于文革之初，这样就忽略了大跃进本身的起源和文革的后果，损害了对大跃进和文革的正确评判。一方面，大跃进初期的成功被排除在外，而正是这一成功所造成的过分乐观导致了后来灾难性的（政策执行的）扭曲；另一方面，他的书根本没有触及文革开始后得以复活的一种相对克制的大跃进战略，它被证明是成功的。其结果就是前述的基本经济战略没有被认真地对待。在这一战略没有被理解的条件下，人们就会被导向这样的结论，即从1958到1976年的全部运动不过是意识形态之争而已。在书中作者引述了共产党高层的争论，无疑都是用马克思话语表达的争论。在一次争论中毛泽东插话道：“公社必须使商品贸易最大化才能使收益最大化。”麦克法夸尔对此没有评论。尽管这一显然非意识形态的言论揭示出无论党内辩论使用的是多少深奥的政治语言，问题在根本上仍然是实际的经济问题。
同样的，文化大革命被很多人视为由文化问题触发，实际上它同样也是由于毛泽东的农业机械化主张同彭真、刘少奇的主张发生冲突而引发的。毛泽东想让村庄购买拥有自己的拖拉机，他是在1958年提出这一建议的。现在林彪重提毛泽东的建议，这些建议送达彭真处征求意见，彭真故意将毛泽东对苏联拖拉机站政策的批评砍掉，从而否决了这些建议。根据红卫兵的批判材料，刘少奇想建苏式拖拉机站。彭真支持刘少奇，很快被撤职。当然，彭也是攻击大跃进的杂文作家的庇护人。
文革开始时受到攻击的作家们都曾谴责过大跃进。这些作家受到对大跃进的失败感到心灰意冷的领导人的保护。在当时的中国，所有作家都是为自己的庇护人服务的。说这些受到攻击的作家是公正独立的根本上是荒唐的。而在那个时期，没有任何庇护人或者作家能够发表有利于毛泽东的战略的论据（原文如此——译者）。
利用农村劳动力剩余实现农村的综合发展可能是大多数穷国谋求进步和充分利用全球化的最好途径，这一点已经越来越被承认。它甚至不需要共产主义就可以办到。正是毛泽东第一个论证了这种可能性——这是一个不错的墓志铭。
关于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的潜力，我举两个例子。我并不把它们当作司空见惯的成就，但它们也不是用于展览的特例。它们让人信服地展现了这个体系的各种可能性。第一个是北京以西100英里的一个劳动密集型的水土保持的项目。那里的村庄坐落在一个峡谷里，周围环绕的山坡容易受到侵蚀，经常引发洪水。当地的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这是水稻所能生长的最北的地方。山坡上种了50万棵树，树叶可以作为饲料饲养牛群。树被种在土窝里，后者可以减缓雨水的冲刷。坡上的小沟将这些土窝连接起来，汇集在一起的雨水流向周围的小水库，这些水库非常小所以农民可以用手工清除淤泥。他们用这种别出心裁的方法解决了水土保持的问题，极大地提高了产量。而生产的发展使农民准备购买自己的第一台拖拉机。
第二个例子是山东栖霞县的一个社办工厂。这个厂最初是从组织家庭妇女缝缀手套开始的。在大跃进中他们除了生产整个手套还生产其它纺织品。因为这个厂太小，才得以从刘少奇对社队办工厂的清除中幸存下来并继续扩大规模。自1970年，它开始公开地生产和扩张。随着尼龙布的出现它就转向了生产尼龙布，然后是波纹尼龙布。1982年我去这个厂考查时，它已经转向生产尼龙轧纹波机并行销全中国了。
那时我在中国的山东、江苏和四川的村庄里呆了三个月。我曾请求在三个村庄里进行考察：一个代表中等偏上水平的工业成就的村庄，一个代表特别成功水平的村庄，还有一个是资源欠缺型的村庄。北京方面同意了我的计划。（工业成就）中等偏上的村子在山东的栖霞县，更高水准的那个无疑在江苏无锡，很差的那个在四川西部的洪雅。在这三个村子里我与农民同吃同住，学到的东西比我在北京所能学到的东西要多得多。在山东，酒一下肚，党的路线就被忘个一干二净。这些经验不但让我了解到村办企业的潜力和问题，也看到了村办企业的心理学后果。参与这些新事业对农民的意识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最为明显的是，它使他们意识到新的可能性；其次，它使他们变得自信起来，而在我看来这是农民更高层次的自尊的象征。
他们的自信使我坚信这种形式的农村发展是通向新的公民社会的开始。当时全中国有大约200万个社队办企业参与市场活动。小企业数量越多以及市场越复杂，通过命令来控制（市场）体系的可能性就越小，协商的要求就越来越突出。大量的企业和复杂的市场让行政干预变得更困难，市场中的谈判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与消费者的关系取代了与党内等级的关系。基层干部开始与社队企业融为一体。这一过程类似于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早已描述的市场对封建等级制度的侵蚀。一个新的公民社会在中国兴起——因为这个原因它被顽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所痛恨。毛泽东在提倡不同部门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将经济决策的权力下放给在市场中运行的小企业时，他无疑意识到其政治内涵。他希望留给地方进行创新的空间。毛泽东早就指出了这个悖论：中央权力的集中只有在地方享有充分的自主权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成功——这无疑反映了他的观察：极端的苏联式的中央集权控制只会在接受中央命令的人那里引起阻碍生产的防御性反应。他在发动地方积极性的实践中看到了“我们未来的伟大和美好”。当我漫步在这些村庄的工厂和田野里，参加那些关于成功和希望的热烈而实在的讨论时，我确实感觉到中国的农民正在变成活跃的国家公民。
我并不想美化社队办企业。很多企业最终失败了，很多过于依赖外来的补贴。有不少重复建设。不少简陋的小工厂对环境造成了污染。有很多腐败现象。以及产生了不少负债。然而，我们必须记住不能把我们的理想与他们的现实相对比。这其中的某些指责也同样可以适用于西方，在那里小企业的失败率实际上远高于中国。
*文章译自" Mao in Perspective" ( China Quarterly, 2006 Sep. ) ，作者Jack Gray为英国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其代表作为《造反与革命：1800年至2000年的中国》，他本想在退休后写一本关于毛泽东的政治传记，但直至他去世都没有实现这一计划。为纪念Jack Gray在这个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于2006年秋季发表了一组关于毛泽东研究的文章，包括Jack Gray的《透视毛泽东》及若干回应文章。《透视毛泽东》是由《中国季刊》根据Jack Gray关于毛泽东的手稿整理而得。本文翻译时，略有删节，并参考了李玉的译本。
【作者简介】
杰克•格雷（Jack Gray），英国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其代表作为《造反与革命：1800年至2000年的中国》。
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纽约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等作品。
高默波，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教授。
订阅：
博文 (Atom)